《晚清民国粤调唱本辑刊》巨富配资，梁冬丽、杨雄冬、陈欣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版。
粤调说唱主要是用粤语书写粤地人事风物、用粤调歌唱的民间文艺形式，主要包括粤讴、班本、木鱼书等表现形态。这些粤调唱本剧本或单独印行，或连载于报刊，传播广，影响力大。岭南仁人志士甚至组建有“志士班”“振天声”等剧社，改良新戏，以粤调歌唱来讲说道理、宣扬救国图存的思想。
该书主要整理影印晚清民国时期单独印抄的粤调唱本，共82部，其中抄本共6部，印本共76部。印本主要来自岭南著名书局五桂堂，参与其中的出版机构还有醉经堂、大新书局等。另外，各种印本的封面或封底常有关于名优唱本等广告，显示了当时岭南地区出版粤调唱本的时代潮流，对研究相关文化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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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调说唱主要是用粤语书写粤地人事风物、用粤调歌唱的民间文艺形式，主要有粤讴、班本、南音、龙舟歌、木鱼书等形式与形态，晚清以来尤为盛行。
这些说唱文艺形式是粤地民间日常娱乐的主要种类，原本只在民间流传，因多用粤语书写，以粤调歌唱，因此其流传范围多限于粤语区域。
晚清以来，岭南仁人志士发现这些文艺形式在民间接受度较高，劝善功能显著，便将其作为开通民智的工具，亦或用来宣传维新、革命等政治思想。
岭南当时“得天下风气之先”，成为西风东渐的入口，各种新事物、新思想层出不穷，民心思变，粤调唱本也随之卷入改良大潮，其创作者由民间艺人变成从事新职业的报人，其“唱”的本质也逐渐被“读”的事实潜替，传播形式也由口头传唱或抄印流传渐变成报载，粤地唱本便通过报刊定期发行的方式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走向世界：只要有华人华侨的地方，就有粤地唱本，如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地。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和救亡图存思想的盛行，借粤地说唱文艺来宣扬改革社会、振兴中华的意识愈发强烈，于是岭南仁人志士组建了“志士班”“优天影”“振天声”等剧社，专事改良新戏，专门以粤调唱本来讲说道理、宣扬救国图存的思想，从而达到普及教育、开通民智、培育新民之目的。
改良后的粤调剧本、唱本或单独印行，或单独传抄，或连载于报刊，传播面甚广，影响力甚大。
国内早已有学者开始整理粤调唱本，但多为说唱文学研究方向的学者对单一文体的唱本进行部分点校或注释，如陈勇新着《龙舟歌》（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朱少璋编校《粤讴采辑》（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六年），陈寂、陈方评注《粤讴》（中山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七年），刘晓明主编《龙舟歌集初编》（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二〇一七年）等。
二〇一九年，《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主导的《广州大典·曲类》整理影印海内外二十四家单位与个人的一千五百八十九种曲类文献，包括明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粤讴、粤剧、粤曲、南音、龙舟歌、木鱼书等文艺与戏曲文化作品，成书四十三册，规模较大。
然而，目前仍有不少唱本尚未得到整理，因此唱本的收录和出版仍有较大发掘潜力。除了散落民间的单行本或传抄本，近代以来还有大量报刊设立专栏，定期刊布粤讴、班本、南音、龙舟歌、木鱼书等岭南地区特有的形式与形态的说唱文学作品，与民间唱本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报载粤调唱本数量庞大，已成为唱本文献发掘的富矿。
唱本是出版学、出版物营销学、民间曲艺学、民间文学、方言学、文献学等多学科融合的原生态载体，展现了岭南文化的多维面貌及民众精神生活状态。
影印这些唱本不仅有助于地域文化的深度传承与保护，还可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具有较大的文献价值。
《晚清民国粤调唱本辑刊》（以下简称《辑刊》）旨在整理影印晚清至民国期间单独印抄的粤调唱本，首批共收录八十二种，其中抄本计六种，印本计七十六种。
印本主要来自岭南著名书局五桂堂，另有醉经堂、大新书局、华兴书局、以文堂等出版机构。各种印本的封面或封底常有“本局专办……小说机版、南音、龙舟、班本，搜罗新出名优唱本……”等广告语，帮助当时岭南各书局专门出版粤调唱本，以迎合当时的阅读潮流。这些唱本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下面分别论述。
《辑刊》所收录的唱本以岭南著名出版机构五桂堂的出版物为主，这为研究其出版方向、营销特点或版式装帧等提供了直观的文献资料。
此外，《辑刊》也录有其他出版机构出版的同类作品可资比较，各种唱本附载的南音、木鱼书唱本广告书目可作对照，这就为出版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如香港五桂《新刻正字金生全本》等单行本里登载的“五桂堂书局出版正字好唱南音类列”六十七种，研究者可根据书目信息，反向推导出该书局粤调说唱书籍的数量、规模等内容，从而判断相关出版机构的贡献、该类书籍的流行度等信息。
再如华兴书局《梁天来告御状》，书末除了附有“最新剑侠小说之种类”三十六种书目，还设有“总代理上海各种连环图小说”“广州第八甫华兴书局总发行”等信息，可借此还原、考察晚清出版代理情况的原生形态。
以上这些都是出版行业自证出版状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是近代出版史重要的书写对象，也是编写《辑刊》目录的重要线索，部分书目甚至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从故事题材，文体特征，句式、行文，演唱场合、场景，语体，劝善思想，营销、出版方式等各方面来看，《辑刊》所收唱本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从故事题材来看，唱本以演绎传统的经典故事为主，兼备对时事的关注。
如梁山伯访友、碧容探监、金山婆自叹、徐庶归家、孝妇割肝、五虎平南、丁山射雁、何惠群叹五更等故事，其内容多宣扬忠孝节义、夫荣妻贵、姑媳和谐等事理观念与思想。
《征库排俄歌》则以歌颂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人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英雄壮举引入，进而描写了库伦地区遭受俄国人侵占的情形，叙写了当时中国重大的军事外交问题，呼吁同胞“大众要心齐”，共同努力将俄国势力驱逐出境。
第二，从文体特征来看，唱本以韵文为主，必要时引入散文。
如各版本的《背解红罗》，正文基本上以七言韵语为主，有衬字，段落转换处多为三言句，同时插入大段白文，时有由“诗曰”引出的七言诗。
如大成书局、民智书局《新编正字好唱夜送寒衣全套》，在目录与正文之间插入散文体裁的《韩湘子记》按语，介绍韩湘的籍贯、爵里，并考其与韩愈的关系，为正文“白曲词之意”。不少唱本在唱词之中，又适当加入念白，唱念结合，互相成就。
其中《姑回念媳》在天头处有长篇散文讲述主要故事情节，而正文处则是韵语唱词，这种散韵配合的排版方式罕见。可见，《辑刊》收录的唱本以韵文为主，散文为辅；有衬字，或为便于说唱，或为便于叙事。
第三，从句式、行文与语体等来看，唱本均体现出粤调的基本形态。
在句式上，正文一般以七言韵语为主，有衬字，多于七言者则要在排印时做相应的技术处理（一般是用小字夹印成双行），一方面使得版面显得整齐划一，且不浪费篇幅；另一方面则提示演唱者注意，该句不应超出一定的音乐单位、节奏时长。偶有三言句，如独句三言句，但更多为成对三言句，为粤调说唱常式，如“初叹苦，泪汪汪”，明显是为了调节说唱节奏，避免乏味，后来慢慢演变成转换段落的标志。
在行文上，往往注意保有韵文抑扬顿挫的抒情性，兼顾叙事行进、议论说理的调控，突出唱本韵律感的同时，又透出民间趣味性。在语体上，则多用粤语白话，无须赘言。
第四，粤调唱本反映出预设的演唱场合、场景。
部分唱本标题多有“金盆玉树”“福寿双全”等喜庆语，正文也多设置“奉旨团圆”“衣锦荣归”的欢乐情节。
说唱的停顿与过渡性也可从正文过渡与承接语考见，如五桂堂《新刻正字玉葵宝扇》卷二卷末有语：“二卷言词俱唱尽，下回且听三卷知。”卷三卷末有语：“三卷已完停一阵，何须问，追寻四卷便晓内里时文。”
上一卷“唱尽”之后要暂停休息的意味显而易见。停顿结束，再接续说唱前段故事，故有“二卷已完拦截唱”，如醉经书局《新刻正字紫霞杯南音》提示语，即把说唱“拦截”下来。
粤地也有产出长篇大型唱本的能力，如醉经书局《钟无艳娘娘》号称“全本”，现见至少就有六集，共计六十四卷，第一至五集各十卷，第六集至少有十四卷，如此篇幅与规模，几可与《再生缘》《天雨花》《花笺记》等大型唱本相埒。从《钟无艳娘娘》唱本的篇幅可以想象，粤地有演出大规模唱本的场景需求，也有能力安排规模化的演出。
第五，抒情性与劝诫性共存。
粤调多名“歌”，又以南音唱念，展现出本身所具有的抒情性质，文题多具有“怨”“叹”“恨”“诉”之意旨，正文唱词中又多加“呀”“啊”“咯”等语气助词，透露出其所抒情感的特质。
粤调唱本多用“自叹”为题，意在述说人物“自叹”的行为，以第一人称诉说方式抒发人物的内心思绪，流露出人物深厚的真情实感。
与抒情性相对的是粤调唱本中的劝诫性，唱本小标题或正文多用“谏”“训”“议”“论”之字词，“警世木鱼”中的“警世”二字即可见其旨在劝诫，正文的故事内容又与“呢卷木鱼警世兼来劝善”的题旨相吻合。
省港五桂堂《观音十劝文》即其典型代表，篇题中的“十劝”和正文分十个段落从“一劝”至“十劝”逐层加以讲说事理，也以劝恶扬善为目的。
粤调唱本流行之际，正是岭南宣讲小说蔚然成风之时，粤调唱本也承担宣讲功能，例如会文阁《新辑忠孝节义怀春割肝全集》等唱本就清晰地表现出宣讲节义慈孝的倾向。
在警世、劝善、宣讲之上，又产生了专门的规诫性作品，如启德书局《醒世良规》，题名直接用“醒世”“良规”命名，文本则直接讲述“知恩报恩”“上和下睦”“仪礼正论”等思想内容，故事性虽不足，但讲论性很强，附录中的《十富歌》《十穷歌》也均以劝善书的面貌出现。
有些唱本往往以如下辞句作为语句起首或收束，如五桂堂《新刻正字紫霞杯南音》载有“奉劝世间为妇女，将来传与后人闻”，华兴书局《重订正字拗碎灵芝》载有“举头三尺有灵神”，抄本《龙舟杜十娘沉八宝箱》载有“题词几句丢番落肚，书归正卷最为高。
龙舟雅剧新歌谱，推崇节孝警戒浪子登徒”，诸如此类，道德训诫意味较强。可见，说理性强的粤调唱本具有承担宣讲小说或专门劝善书的功能。
第六，粤调唱本有很强的营销推广意识，综合应用了常见的古代书业印售手段。
从印本、版式、排版和题名附添语、推销语等来看，多强调其“正”“全”，因此，多有“新刻（选、编）”“正字”“好唱”“全本（套）”“重订”“改良”“绘图”“真本”等语宣扬其价值或特点，与中国通俗小说刊刻多附着“按鉴”“绣像”“通俗”等类似。
以文堂《重订梁山伯牡丹记南音》书末有语：“此书别板诸多错，以文堂改订，句话精良，本堂新出一套《高文举》，砌成四本好歌章，悲欢离合堪人看，不妨买套看详。”
这段类似广告的话语帮助当时各书局、书坊已有自觉的版权意识，明白不同的版本之间有不同的商业价值，往往褒扬己版、贬抑他版。以文堂极其注重对过往出版版本的修订，因此，强调最新出版的是经过“正字”“重订”的“全本”，又加上“新刻”“绣像”等名目辅助标榜，或声称“句话精良”，推销之意显明。
预告新出一套《高文举》，其中“一套”“砌”“歌章”之语暗含可唱之意，“看端详”又寄寓此具备可读性的文本，“四本”指明篇幅，“悲欢离合”明其风格内容，由此可以推测，这是一本既可供现场说唱，又可供案头阅读的本子，贴合明清以来如弹词等具有可读性的唱本的功能特征。
综之，粤调唱本的版权意识、推销意识一直贯穿在其运营理念中，且专意将一些广告语嵌入正文结语之后，如五桂堂《新刻正字紫霞杯南音》书末有语：“别号此书多论尽，此套玲珑又顺文，买者诸君须记紧，五桂堂中板最新，第七甫开张问口挨近，货真价实远传闻。完。”
这则广告措置得宜之处在于其字体与正文字体完全相同，且紧密地接在“奉劝世间为妇女，将来传与后人闻”正文收束语之后，致使读者误以为是正文，进而通读完毕。
一般的广告往往另行标识，使之显眼，但是此处广告的处理方式则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将其混入正文，以混淆读者的视听，可见粤地书商在营销策略上有独特的商业手段与灵活的思维方式。
第七，《辑刊》所收唱本的出版印刷品质参差不齐。
在纸张的选择上，有的使用质地较差的薄纸，有的采用品质较佳的纸张，导致这些唱本予人以很大的视觉观感差别。
即使自称“重订”“精良”“改良”的版本，也时常会出现别字频发、文字缺笔或添笔等现象，以及使用假借字、字词顺序颠倒、因文字密度过大或过小导致无法辨识等诸多质量问题，如五桂堂《新选正字初集背解红罗全本》卷二中，有的版心明显将“背”字印成“昔”字，正文中有的“血”被印成“皿”，有的地方用同音字“架”字代“嫁祸”的“嫁”字，其余各唱本也常有诸如此类的现象，不一一举列。这一现象比较复杂，又比较典型，姑且留待日后进行专题讨论，才能深入、具体。
此外，也有一定数量的印本存在盗版或挖版的现象。
综上，粤地唱本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为出版学、营销学、文学、民间文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希望这批唱本影印出版后，助益诸如近代以来岭南印刷技术、书籍形态、粤语用字、粤语文学语言特点、粤地民俗等专题研究，为进一步讨论如何创造性地传承优秀地方文化、托举传统说唱技艺创新性发展贡献力量。
梁冬丽，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岭南文学。
杨雄东，广西师范大学教务处，讲师，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岭南文史、人力资源管理。
陈欣，中共宁夏区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教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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